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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瘟疫村丨人间

郑振 人间theLivings 2020-01-27

邢巴成立“自卫队”,有了自己的“兵”,村民们都心知肚明,名义上是防治“非典”,实际上是想“夺权”,实现自己“参政议政”的政治抱负。


配图 |《黄海》剧照





2003年盛夏,SARS肆虐,我们高中已停课3天了。这时,姥姥病重的消息传来,我便跟着妈妈和刚从北京赶回甘肃的舅舅,一同回30多公里外的老家探望。老家所在的老庄村是一个独村,在两县交界之处,村落砂环水抱,四周峭壁悬崖,长谷临涧。村下有座云峡水库,库边溪壑清幽,水流澹澹。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要到村里住一段时间。那天,我们的车刚到达水库,正好碰见一队村民列队走过,我趴在车窗上看着他们,领头的下令在水库边上集体撒尿,他们毫不避讳,一边解着裤带往外掏“东西”,一边用冷漠的眼神看着我们的车经过他们身旁,一股股浊尿射向水库,激起一层层白色的水花。车到村口时,却发现有人用碗口粗的木椽设置了路障,横挡在进村的主干道上。舅舅叫我一起下车移开路障,刚才那队人立刻变得激动起来,他们像狩猎一样吆喝着从四面八方冲过来,每个人手中拿着木棒或铁器,凶神恶煞般将我们的车围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老庄村人睦邻友好,夜不闭户,相形之下,眼前这一幕并不像是真的。舅舅不知道他们挡车的缘由,很是愤怒。但妈妈扯着他的袖子,不让惹是生非。看到是舅舅,“围猎者”纷纷放下了“武器”。领头的却毫不理会,他向我们宣告:“凡是要进村的,一律隔离检查,量体温,测血液,观察15天,没有任何不良症状才能进村。”原因是“全国爆发了非典,新闻里说每天都在死人,我们老庄村必须严加防范。”所以,“村上的年轻人自发组织,成立了‘自卫队’,保护全村的安全。有擅自闯入者,‘自卫队’会采取强制措施。”事后我才知道,这个领头的人叫邢巴,40来岁,是村里的屠夫。我们觉得不解——全国才有几千名感染者,用得着这么草木皆兵吗?但无论我们怎么说,邢巴就是拒绝让我们进村。舅舅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妈妈不断求情,向围着我们的人解释,还用姥姥的重病来博取同情。舅舅在村里威望很高——村里有重病需到北京治疗的,都是舅舅帮忙联系医院,并负责接待,“自卫队”很多人碍于面子,或担心自己将来有事求到舅舅,便假装抽烟或者别的什么事,溜溜达达退开了。我们以为他们默许我们进村了,便转身上车。邢巴却忽然掏出一把三角钢刀,站在路的中央,摆出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姿态。那把钢刀很是瘆人,我都不敢用正眼去瞧它。“瘟疫喘口气就能传染上,不可小视,事关全村200多户、1000多人的安危,容不得私情”,何况舅舅“是从北京回来的,北京可是重点疫区,说不准你们身上现在就带着病毒呢”。舅舅叫来了村支书,支书又是向邢巴递烟,又是说好话,还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看在老人病重的份上,网开一面。把赤脚医生找来,现场给他们检查,若是没有发热、流鼻涕、咳嗽、出红疹这些症状,就让他们进村吧。”邢巴仍不同意,瞪起了牛眼说:“先隔离,再检查。”他将手中的三角精钢刀在支书眼前晃了几晃,说:“这关乎全村人的安全,现在必须听我们‘自卫队’的。”舅舅当时就火了,向前抓住了邢巴的衣领,“自卫队”的人立刻又纷纷拿起了“武器”,七嘴八舌警告着舅舅,但他们的恐吓很没有底气——他们都清楚,舅舅本是武警出身,又是县里武术名家的关门弟子,真打起架来,他们不是对手。邢巴却用刀抵住舅舅的下颌,说:“我是为了全村,不是为我一个人。我不同意,谁都别想进村!必须隔离!”舅舅忽然抬起右手握住了邢巴的手腕,他力气很大,手臂上肌肉鼓起,两人鼓着劲谁都不肯相让,僵持了一分钟左右,舅舅才松开了手。




邢巴说的“隔离”,就是要我们住在村口的土窑里“观察”。那段时间被隔离的人不少,土窑里支有简易床板,及简单的生活用具。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没在我们仨身上检查出任何疑似“非典”的症状,村支书不断斡旋,过路的村民帮忙调解,邢巴才免去了我们15天的隔离之苦,但要求我们必须在土窑里住一晚上才能进村,要把“身上携带的病毒分子散一散”。我们只好住进了窑里。姥姥病重,不敢再给家里添事儿,舅舅便忍气吞声,不再计较。那天晚上,小舅送来了铺盖,村支书和村里不少人都带着香烟和酒肉,来窑里陪舅舅喝酒聊天,初夏的老庄村口的土窑里,热闹了一夜。在舅舅后来的叙述中我才知道,邢巴和他同龄,两人曾竞争过当兵的名额,最后他被选上了,邢巴没有走成,后来两人的人生之路便大相径庭,所以邢巴一直对他心怀芥蒂。邢巴是村里的恶人,却也是附近几个村的名人。周遭几千户人,屠夫却只有他一个,杀猪杀牛杀羊杀驴杀狗……除了杀人,他样样都杀过。村民们讲:邢巴杀猪从不用人帮忙,他有一套自制的杀猪专用工具——一把锋利的短钩和那把我白天里见到的坚硬无比的三角精钢刀。有人家请他杀猪,无论严寒酷暑,他都是衣服脱净后只穿一件皮围裙。杀猪几乎是一场属于他的个人秀,按规矩,主人家要预备两碗烧酒,他先将一碗涂到身上,再仰起脖子喝下另一海碗,然后左手持短钩,右手提三角钢刀,刀锋磨得薄如蝉翼,锋利无比,走进猪圈,猪似乎认得它,自行站立起来却不敢逃跑。邢巴会左手起钩钩入猪的喉咙,右手极快地将钢刀攮进猪的脖颈四指处,钢刀攮得很深,再拔出时猪已侧卧在地,鲜血崩流,动弹不得,整个过程不足5分钟,围观的人无不惊叹咂舌。邢巴除了杀猪卖肉,还收购药用蝎子,开办了一个土蝎收购站,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会在夏日夜里顶着蓝色的蝎灯,漫山遍野去捕捉蝎子,然后卖给邢巴。据说,他现在很有钱,是乡里的致富能手。听村民们说,前几年南方一个马戏团经过村梁上的省道时出了车祸,一辆拉老虎的车翻进了松树林,笼子撞破跑出来了一只老虎,咬死了村民家的牛,吃掉了小半个牛身子,也是邢巴配合县上的森林公安捕获了老虎,乡政府还奖励了他,乡党委书记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状和500元奖金。村支书说,这几年每一次换届选举,邢巴都要参选村干部,却最终都因票数不够没有选上,他还贿选,给许多家人送过礼,只是他的为人一直被村民所诟病,大家不愿给他投票。




老庄村人之所以谈“瘟”色变,是因为十几年前的一场致命危机。当时村里一位姓吴的货郎,到沿海地区跑生意,带回来了一种病,那病先是头痛、鼻塞,隔几天后浑身发热,高烧能到40度,关节疼痛,鼻涕长流、咳嗽不止,能咳出血来,最后不治身亡。后来,吴货郎的老婆和女儿,同样都死于那种病。村里专门穿寿衣的“老嬢髻”也被他们传染,不久也去世了。当年的村医说这病叫“登革热”,让村民恐慌了许久。“非典”爆发后,老庄村人旧事重谈,自然要慎重对待,也是合情合理。北京和广东大城市里感染病例越来越多,许多工厂停了工,老庄村有一半以上年轻人在外面务工,一些人便选择回乡躲灾。有登革热的先例,大家都心怀恐慌,担心这些回乡人员会携带来病毒,但大多数人家都有在外务工人员,村民们出于私心,只好闭口不言。邢巴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拉起了杆子,组织了村上一些无业闲杂人员,建立起了“非典防治自卫队”。提起这个“自卫队”,来聊天的村民无不咬牙切齿,说它现在是悬在老庄村人心头最大的一块心病。参与“自卫队”的人几乎都是村里的“害渣子”,那几年经济形势很好,走正道的年轻人,要么好好种苹果、花椒,要么出门到工厂打工,收入都很不错。剩下的这些人,大多都是懒汉或泼皮无赖,终日游手好闲,不是打牌就是四处浪荡。这些人平时都不受村里人的待见,属边缘群体,其中有些人还是派出所的常客。邢巴用钱纠集起了这些人,每天以好酒好肉款待,抽的是几十元一包的好烟,喝的是百元以上的好酒(当时村民大多抽的是两块钱的烟,喝的六七块钱一斤的散酒。)。邢巴跟他们承诺,“自卫队”将来有了经费,要给队员们开工资,许诺下一步还要开办“农民合作社”,发展产业。这些“害渣子”受到礼遇,想着将来还有钱挣,每天能吃香的喝辣的,便都死心塌地跟着邢巴。“自卫队”成立,刑巴就有了自己的“兵”。村民们都心知肚明,他名义上是“防治非典”,实际上是想“夺权”,实现自己“参政议政”的政治抱负。果然,从那以后,凡是村里的事,邢巴都要带着“自卫队”的人强行参与决策。邢巴带着“自卫队员”们在村委会院子里搭起了简易办公房,挂了“防治非典指挥部”的牌子。他们组织严密,建章立制,二十几个人“三班倒,五加二,白加黑”,不眠不休蹲守、巡逻。这种煞有介事让村民吃尽了苦头,去镇上买个菜,来回都要测体温。刚开始,“自卫队”还让乡医来按规定测量体温,没几天,“自卫队”就开始上手给村民量体温,合不合格都是他们说了算,想报复谁,就说“不合格”,立马进行隔离。尝到甜头后,“自卫队”的那些不被村民认同、受尽了白眼的“害渣子”们,更加肆意欺压群众,甚至横征暴敛。他们挨家挨户要求村民捐款,好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村民在他们的暴力威逼下,不得不拿出血汗钱交给他们。对那些不愿捐款的村民,“自卫队”要么在村口张榜示众,要么挑起事端动粗,更有甚者,还在半夜向这些村民的院子里扔砖头、砸玻璃。那时候的人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也担心事后被报复,缺乏诉诸法律的勇气,心慈面善的老庄村人便饱受霸凌,敢怒而不敢言。后来,刑巴还强迫村委会下拨经费,为“自卫队员”发工资、办公共食堂。村委会办什么事,若是遂了他的意,就会顺顺当当完成,若是不遂他的意,便会有人捣鬼使坏,或者到乡上、县上告状,或煽动少数村民闹事,让“村两委”很被动。村支书迫于威胁,只好将本就不多办公经费分配一部分给“自卫队”。就这样,邢巴成了村里的真正意义的领导者。他还多次喝醉酒,借着酒劲逼着村支书“退位让贤”,常以“土皇上”自居,指着过路村民对自己的“队员”说:“看,这都是我的子民!”后来,其他村子的浪荡汉子们也效仿老庄村,建起了“防治组”或“联防队”,叫法不同,工作性质都一样,许多村都闹出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治安事件。




土窑一晚,在闲聊中过得很快。第二天,晨光微熹,我们三人便收拾好进村。越往村里走,空气里的那股酸味就越浓。伴我们同行的村支书解释道:“一个月前,就有人说‘醋可以杀死非典病毒’,村子里家家屋里都点上了一盏小火炉,夜以继日熬煮着醋,卖醋的老孙家可发了一笔财,醋价已经翻了好几番了。”没走几步,我们又看见村里许多地方扎堆坐着村民一起抽烟,甚至一些女人和孩子也都正大光明地抽。我分明看见舅舅和妈妈面有疑色,只是他们没发问,我也没出声。到家了,姥姥已经多日水米未进,寿衣已经穿好了,木匠们正加紧时间做着寿木。小舅妈说,村里的老人每天都到家来,准备着送姥姥最后一程。我和妈妈、舅舅跪在姥姥身边哭了好几次。一些来探望姥姥的人也都抽着烟卷,一支接一支,屋子里被烟气呛作一团。病重的姥姥也被呛到,邻家奶奶还冲着姥姥的耳朵大声喊:“你闭上眼睛多吸几口,就不得瘟疫了。” 就连院子里刚来的几个小孩,蹲成一圈,竟也将烟头对在一起,烟头明灭,叽叽喳喳笑闹不停。舅舅这才问起人人吸烟的缘由,乡亲们争先恐后向我们解释,说“吸烟可以预防非典”,还说“烟龄超过10年的老烟民肺上会有一层保护膜,更不会感染”。舅舅便开玩笑似的递给我一支烟,也让我学着抽,被我妈一巴掌打掉了。没过多会儿,“自卫队”的人背着喷雾器进了门,开始喷洒84消毒水,甚至给我们桌上,炕上,墙上都喷了个遍,全然不顾我们悲痛的情绪。姥姥被呛得咳嗽了几声,舅舅脾气上来,抄起门棍和“自卫队”的人打了起来,邻居们赶忙拉开了他们,说“自卫队”挨家挨户都在喷84,一天喷两次,大家都习惯了,而且喷药是收费的,“喷一次1块钱”。舅舅将“自卫队”的人赶了出去,警告他们说再敢来喷药就打折他的腿。几位村民不断劝着舅舅,“宁可得罪君子也不要得罪小人”,不要和这些人斗,他们都会暗地里报复。但舅舅不听。次日早上,我们就发现家里的大黄狗不见了,门头上还扔着一只死猫。过了几日,大黄狗的皮贴在了姥姥家的外墙上。舅舅为此找过邢巴,但邢巴拒不承认。




又过了几天,连着下了两场雨,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邻居吴忠给舅舅打电话,说他的傻儿子重感冒,要借舅舅的车送去县城的医院。小舅却挡了不让去,说:“你不要去,他儿子可能是‘非典’,前几天吴忠偷偷问我要板蓝根呢,说村医那里已经卖脱销了,谁不知道板蓝根是治‘非典’的?”舅舅吓了一跳,赶紧制止了小舅,说:“你不要乱说,这要让邢巴知道了,要惹出乱子来。”舅舅还是准备开车送吴忠儿子上县城,临出门时,妈妈逼着他戴上了一个白口罩。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舅舅刚走不久,隔壁就传来了尖利的哭叫声,我们都跑去看,原来是吴忠的儿子断气了。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脑瘫,一直病怏怏地长到5岁。吴忠家穷,也没有好好治病,这次发烧,和往常一样,也没怎么当回事,只给吃了几片退烧药,却没有效果,拖延了好几天,准备送医院的时候,发现人已经死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邢巴带着“自卫队”的20几号人,很快包围了吴忠家的老屋。刑巴阴沉着脸,谁也不理,径直走向吴忠。村支书要拦住他,喊了声“你要干什么”,还未靠近,就被他一把推出去好几米远。邢巴抬起一只鞋底沾满了黄泥的大脚,朝着吴忠的脸飞了过去,吴忠瞬间被踹倒在地。舅舅迅速将邢巴拦腰抱住,不让他靠近吴忠。邢巴大骂:“吴忠,我要剥了你的皮!你想害死全村人吗?你儿子得了‘非典’,你敢知情不报,我要宰了你!”刑巴忽然挣脱了舅舅的环抱,转身一脚朝舅舅身上踢去,舅舅被踢得后退了两步站定,邢巴又朝吴忠扑去,“自卫队”的人也一拥而上,对着吴忠拳打脚踢。舅舅上前帮吴忠解围,被挤进人群里,几个“自卫队”的人似乎跟约好了一样,立刻将舅舅围了起来,他们看似在好言相劝,实则故意使坏,舅舅的胳膊被他们紧紧抓住,无法用力,很快就被乱糟糟的人群打了许多拳脚。我赶忙跑去喊人,左邻右舍来了好几十个人,才将“自卫队”的人拉开,吴忠和舅舅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村支书找来了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乡贤出头劝和,“自卫队”才没有再使用暴力,但邢巴提出了4个条件:一是吴忠必须把儿子的遗体作深埋处理,墓坑里必须撒满石灰消毒,棺材上也必须覆盖一层石灰,喷上消毒水,由“自卫队”监督执行;二是将老庄村隔离,禁止一切人畜进出村子,以免“病毒外流”;三是“自卫队”要进行逐户逐人排摸,一旦发现有发热、咳嗽、出红疹的,必须隔离到村口的土窑里,派专人看管,家属出看管费一天20元,如果敢私自逃跑,当场打死;四是跳一场大神,为老庄村禳灾祈福,费用由吴忠承担。吴忠刚要反驳,几个“自卫队”的人又扑上去要打,村支书只好再次从中斡旋,说费用由“村两委”承担,都按邢巴说的做,事情才平息了下来。




埋葬了吴忠家的儿子后,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热热闹闹办了一场跳大神,但前去观看的人并不多。大家都战战兢兢——偌大的村子,难免有感冒发烧的,或是得其他疾病的,“自卫队”分成4个组,逐门逐户进行排查,但凡有疑似病情的,都要到村口土窑里隔离起来。有些人家便和“自卫队”起了冲突,每天都有打架斗殴的事件。邢巴每天在村里喇叭上威胁、恐吓着村民,要求有疑似症状的必须到“自卫队”来“自首”,否则被查出来,“自卫队”会将其活埋。舅舅在家里躺了好几天,一言不发,模样很是吓人。妈妈怕他出去惹事,让小舅给门上了两道锁。逐家逐户检查了3天,“自卫队”和村民的矛盾越来越深。刑巴他们办事简单粗暴,凡是不配合的村民便要使用暴力威胁,多次把村民拖到村里人多的地方群殴暴打,杀鸡儆猴,有些“自卫队员”到了曾有过节的村民家,公报私仇,故意打砸破坏。有些村民明明没有发烧,“自卫队”的人却量出来体温超标,强行将人抓起来隔离,还要给其屋子里喷洒消毒液,院子里撒石灰粉消毒,而且每次消毒都是收费的。短短3天时间,村口土窑里住满了被隔离的村民。也许是村民的软弱好欺滋长了“自卫队”的气焰,他们中有人甚至开始强占土地。有个外号叫“老鳖”的家伙,看中了山下的一块“风水宝地”,想要划成自家的宅基地盖房,便找人把地圈了起来。但那块地有一部分是五保户家的自留地,五保户找他理论,被他们一顿暴打,还扬言要杀了那五保户。事情最后告到村委会,但村支书也拿“自卫队”没办法,只好另找了一块撂荒地给了五保户耕种,事情最后不了了之。眼见有利可图,其他“自卫队员”纷纷效仿,有的给自己强占土地,有些光棍欺男霸女,有的在村里开设赌场,非法敛财。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那年3月刚开始实行,邢巴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便带着手下的人开始强行“承包”土地,要开办“农民合作社”。他哄骗村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以极低的价格要“承包”村里最好的一片土地,村民自然不同意,邢巴又带人逐门逐户威逼利诱,不少村民不得已,签了合同。见到他们飞扬跋扈的样子,村里许多老人都不禁感叹:不就是场瘟疫嘛,人咋变成这样了?




我们在村里待了一阵后,村里开始每晚都有人来找舅舅喝酒聊天,妈妈每天晚上要做好几次菜,他们端了酒菜,会将屋门关上,说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听妈妈说,这些人都是舅舅的发小,一起打架、逃学、捉长虫的人。后来,妈妈怕舅舅惹事,便偷偷趴窗口听过几次,才知道他们在排兵布阵,准备找机会收拾邢巴。舅舅他们的报复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一件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全村人的面前:吴忠儿子死去的消息传了出去,以讹传讹,乡里都在传言老庄村出现了“非典”,老庄村被叫成了“非典村”或“瘟疫村”。乡政府便向县卫生局和防疫站报告了情况,县卫生局派了几个大夫,穿着防护服到村上要逐户逐人进行检查。全村人按村民小组进行体检,体检处设在村小学里。


其实,那段时间,电视新闻里说SARS已经得到了控制,全国没有新增感染病人。而我们学校停课将近两周了,也准备复课,通知学生及时返校。但我被隔离在老庄村里,不能离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听说体检,舅舅主动带着我们全家先去了。体检完,他趁乱将我和我妈妈从小路送到了镇街的汽车站,他让我赶紧去学校,说别耽搁学业了——但我们还没有走成,就接到了小舅的电话,姥姥去世了。于是我们再次折返回村。家里这时已乱成了一锅粥,村民们纷纷来帮忙,布置灵堂、造茔、制作孝衣孝鞋、准备招待客人的烟酒食材等。此时,邢巴却带着手下来到家里,咧着一张满口黑牙的嘴,通知我们:“特殊时期,又是大热天,人群聚集容易传染‘非典’,葬礼必须从简,赶紧入殓今晚就埋了,若是出了事,你们家担待不起!”舅舅悲愤交加,终于忍无可忍,冲上去,冲着邢巴的脸连着打了好几记重拳,邢巴立刻暴跳如雷,要“自卫队”叫人来。舅舅和邢巴厮打在一起,两人都学过几天拳脚,拳来脚往,不分伯仲。很快群情被激起,舅舅的几个发小带头,好几十个村民一拥而上,抄起家伙,看见“自卫队”的人就打,双方立刻打作一团,很多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那天就像发疯了一样,撕扯着“自卫队”的人又打又骂又咬。木棒打折了好几根,很多村民受了伤,“自卫队”的人几乎全都被打得头破血流。邢巴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人敢和“自卫队”作对,他嘴上仍在恐吓村民,扬言自己是为了全村人好,而且得到了乡政府的许可,“谁敢反抗,就叫派出所的来抓人!”但村民们竟发疯似地冲向邢巴,直打得他起不了身。后来确实有人报了警,派出所来了许多警察才解了围。警察带走了包括舅舅在内的几十个人。村民们集合起来,每家都派了一名代表,坐着好几辆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跟到了派出所,集体向警察证明:所有事都是以邢巴为首的“自卫队”起头闹的,即便打架,也是邢巴先动的手,其他人属正当防卫。最后,警察把带头打架的人全都做了治安处罚,各打五十大板。了解到村里情况后,警察也将隔离在土窑里的人放了出来,将此事定为“非法拘禁”,要求大家作证,落实到具体的人。这次,村民有些退缩了,没有个人敢站出来证明了邢巴团伙的违法行为,害怕“自卫队”将来报复。舅舅在警察局待了一晚上,录了口供,罚了款,第二天便出来了。邢巴被拘留了几天,也放了出来,没有得到严惩,但整个人萎靡了不少。我们离开老庄村后不久,卫生部宣布全国SARS零病例,抗击SARS之战胜利结束。



后记


SARS结束后,成立了大半年的“自卫队”、“防治组”、“联防队”等乱七八糟的组织,皆因再无名头沆瀣一气,全都偃旗息鼓。经过这场闹剧,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村民们更加珍惜宁静与祥和的生活。距离故事发生的时间已过去10多年,老庄村早已是另一番模样。我的亲戚们都搬进了城里住了楼房。大多村民的子女进城务工,很少再回来,村子里冷冷清清。但听村民们说,这些年来,邢巴依然在村里比较横行,但他的行事风格,从硬暴力渐渐转变成软暴力。2010年前后,村里修路,占了邢巴的耕地,他多次蹲守乡政府,到县里缠访、闹访,胁迫乡长超标准赔偿了他的小树苗,个人获利达数万元;5年前硬化小巷道,他带领家人坐在自家门口,挡着施工队的机械无法前进,胁迫施工队将他家的庭院也硬化了。为插手工程,他在河道边投资开办了砂石厂,想组建施工队,负责实施村里的饮水工程,但因村里缺少劳力,加之曾跟随他的那些“自卫队员”们多数外出谋生,终不得不放弃。最近回老家转转,我再次见到已年近60的邢巴,人也随和了不少,不再刁蛮耍横。他已关闭了砂石厂,仍旧做“收购土蝎子”的生意,还兼职做起了山神庙里的“会长”,村里举办民间祭祀活动,他都是总负责人,终于在神坛上实现了自己一呼百应的“政治抱负”。据老支书讲,从去年开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入农村之后,村里的那些“害渣子”连说话的声音都小了,村里现在别说打架斗殴,连吵架的声音都很少听见了。只可惜的是,老庄村的人也在越来越少,他期待着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能让老庄村重新回到充满活力、乡风文明的轨道上来。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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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振

以写作抗抑郁的小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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