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已经过了“引爆点”吗？
引爆点，就是说一个事之前慢慢发展，突然到了一个点之后，就呈急剧扩展的态势。好的方面就是几何级数的发展，坏的方面就是不可收拾的恶化。
按照管轶老师（管轶在抗击SARS和禽流感中功勋卓著，说话自然极具分量）的说法，武汉肺炎爆发怕是免不了的。（点击链接查看财新报道《管轶：身经百战，这次感到极其无力》http://www.caixin.com/2020-01-23/101507670.html ）
所以现在要判断是不是已经过了“引爆点（tipping point）”。 如何达到引爆点？达到引爆点要靠谁呢？Gladwell在《The Tipping Point》一书里，提到了三个法则：个别人物法则（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法则（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威力法则（Power of Context）。
三个法则
我先简单讲讲这三个法则。然后我们用来分析一下武汉肺炎（结论可以先说在前面，就是不容乐观，而且非常不容乐观，而个人自然是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中）。
先讲个别人物法则。个别关键人物在一件事情流行起来的时候，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讨论制度的形成，往往关心长期的因素，例如市场结构和技术改变等，但在具体的细节上，往往忽视具体的个人的作用，尤其是领军人物的作用，这些人往往是某个领域的内行，但同时还是社会关系的节点，能把人联合起来，还能不断推销特定的议程，最终影响制度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往往憎恨历史学家的原因，因为历史学家提到的历史细节往往会破坏政治学或经济学宏大理论的解释力。最明显的例子是改革开放。
这个领军人物的作用，往往得历史学家青睐，而其他社会科学家因为倾向于寻找规律，往往忽视个人的作用。
附着力因素是说一个事情流行起来需要有附着力，不仅一开始能吸引眼球，还能在吸引眼球之后继续让人着迷，这样人会自动变成这个事情的推销员，最终推动其流行。
最后一个是环境威力。环境当然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在公共管理上经常遇到的一个例子是“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 theory）”。这个破窗理论大意是说，如果一个城市的建筑有很多破窗户，一直未见修缮，那么犯罪分子就会意识到这个地方公共安全投入不足，就是犯罪的好地方。结果就是不修缮破窗户引来了更多的犯罪。“破窗”就是这里的环境。中国古人早讲过，防微杜渐。破窗效应就是把防微杜渐给一定程度的模型化了，其思想内核却是一样的。这个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从投入来讲是小的，而政策效果不差，有助于提供公共品，增进公共安全。
当然，后来纽约市犯罪率下降，很多人归功于“破窗警策（broken window policing）”，就是警察防微杜渐，打击小犯罪，结果使得纽约市的整体犯罪率下降。但这个可能夸大了破窗警策的作用。因为犯罪率下降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向好，“犯罪”作为一门职业没那么有钱途了；也可能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例如更多老龄人口。老年人一方面稍微有点钱，就不容易犯罪；另一方面体力上也不容易参与犯罪，所以也可能是因此导致犯罪率下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警力投入多，接上巡逻的警察多，犯罪率也会下降。从这一点上来看，Gladwell说的是不对的。
但他说的三个原则，还是可以用来分析那些因为微小变化而引发巨大后果的事件，尤其是这个后果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始于食野味（SARS，禽流感也都是从吃开始的），现在不确定是“福寿汤（蝠兽）”还是“长寿（蛇）羹”或是其他的什么，因为正如管轶说的，这病原已经遭破坏，就很难分析成因然后对症下药了。所以基本上，现在能指望的就是从治愈的案例中找出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而且钟南山之前指出，目前疫情肆虐，与武汉方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及时披露一个患者感染十几名医护人员的信息，是分不开的。也就是所谓“超级传播者”，一个人感染十个人以上。这种人就是“个别关键人物”。
抗疫过程中，定位隔离“超级传播者”，能够极大阻断再传染的路径。因为大部分受感染的人，是因为被超级传播者感染的，也就是“附着在超级传播者”上。所以控制“超级传播者”极端重要。
那么目前还能不能做到呢？答案是很难。如管轶所言，因为前期的信息披露不及时和传播过程中的扭曲，导致近乎不可能确定“超级传播者”。从目前全国汇报的确诊人数来看，有可能已经引爆肺炎在全国的流行。
这就要说到环境的影响了。武汉在出事后，先抓了8人（据目前的说法只是客气邀请人去谈一谈，都已经放出去参与抗疫了），然后又是万人聚餐（号称营造年味气氛），最后决定“封城”。武汉自古以来都是南来北往东西汇通的交通要塞，但对疫情无所谓不重视（很大原因也是受前期信息披露不完全的影响），导致肺炎扩散的程度可能远超我们想象。
在现行体制下，武汉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是有的，例如利用《突发事件应急法》，在信息公开上完全可以做到依法公开。
只可惜地方官员的激励与抗疫不兼容。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抗疫与发展没什么关系，疫情会影响经济绩效；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有苗头的时候，一定是先压下去再说，直到压不住，又急急忙忙封城控疫。这种环境之下，自然是不利于抗疫的。
社会规范
到目前为止，就像我说的，个人只能感受到沉重的无力感。只能希望这一次大家能扛过去。
如果说这几年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始于食野味。那么有没有办法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呢？
阿罗和合作者2016年10月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社会规范作为解决方案》，我觉得提供了一些启示。（参见阿罗：他是诺奖得主，他94岁时写了4篇文章1本书）
全面禁止吃野味这件事，能不能通过社会规范来解决？单个人当然是没有激励也无法劝阻食野味的人的，尤其是被包装（branding）成“福寿汤”和“长寿羹”的时候，又与另外的文化习俗联系在一起，很难更改。
阿罗等人指出非正式的制度，例如社会规范，可能大有用武之地。只是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社会性难题的解决有没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意思是能够使得社会难题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其次，如果转折点不存在，公共政策能不能创造一个转折点出来？最后，公共政策能不能助推一把，使得整个系统跃过转折点？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过于理想化。但阿罗等举了个例子，认为社会规范甚至可以解决大范围的问题。这个例子是中国取消女性裹小脚。有很多原因促成了“以小脚为美”的社会风气的整体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式女性接受教育。这样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促进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
要使社会整体跃过转折点，从而解决具体的社会难题，需要首先改变人们的预期。阿罗等人认为在社会之中，人们的行为受到他人对自己的预期的影响。自己的行为要考虑会不会被他人接受，而大家都这么想，又互相影响，就产生了所谓的社会反馈，促成了社会规范的形成和自我强化。
要促使社会跃过这样一个转折点，公共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改变人们的预期。所以对食野味，从社会规范上要扭转其“地位”，把食野味从一个有炫耀意味的是好的预期，转变为食野味的都是又蠢又坏的预期。教育当然至关重要。
社会大部分人采用的人生策略几乎都是随大流，但大流怎么产生，就需要社会上有一小群人其言行举止能迅速扩散，被大众模仿。这类人的言行举止扩散越快，感染力越强，就越容易推动社会跃过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小群人中，阿罗等人同时还强调“榜样”的力量，或者说领军人物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非是因为榜样影响的那一群人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出奇”，但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渐渐变成了社会“正常”的行为。
夸大一点说，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