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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黄永玉——一个幽默的艺术灵魂

《美术》 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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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美 术

Contemporary Art

黄永玉——一个幽默的艺术灵魂


王琦美术博物馆名誉馆长|王炜

摘要:综观黄永玉近百年漫长的艺术人生,他是一位特立独行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灵,被世人称为“鬼才”“老顽童”。他酷爱文学、诗、音乐、木刻、书画。他多才多艺,涉猎广泛,具有多重身份。本文通过对黄永玉艺术人生片断情景的记忆,希望可以让读者领略黄永玉的人格魅力及作品风采。在与黄永玉的灵魂对话中,让我们走进黄永玉的艺术世界。


面对苦难

他表现出罕见的幽默

他用他的爱、他的怜悯

战胜了苦难

他就是黄永玉


我与黄永玉(1924—2023)相识于1947年的南京玄武湖畔,他与我的父亲王琦都是“木刻青年”。黄永玉在当时的“木刻青年”中年龄最小,被大龄的“木刻青年”称为“鬼才”和“小顽童”。每当他到来,就会给我们全家带来欢乐和笑声。有一次他背着一个大画夹,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与我父亲相约一起到黄苗子、郁风家去“收账”,因为郁风和黄苗子预订了他的几幅木刻作品,还没有付稿酬。那天他格外高兴,兴致勃勃地与我和弟弟王仲合影留念,当时我们都以“黄叔叔”称呼他,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今天。这个称呼叫了66年,时年我5岁,他23岁。“小顽童”到他晚年仍童心未灭,成为人见人爱的“老顽童”。


在“黄永玉八十艺展”的庆典上,他拿着我送给他的那幅老照片,兴奋地对众人说:“哈哈,50多年了,当时他们都还是小毛孩儿。”黄叔叔在外面欢声笑语、幽默风趣,但他在“木刻青年”中属于另类,属于一个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木刻青年”。当年邵克萍在“木刻函授班”曾与野夫共同给黄永玉回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对黄永玉的作品给予了详细的评论,他后来在回忆这封信时这样写道:“收到他(野夫)和邵克萍同志寄来一封很诚恳的长信,把我寄去的整个一大卷木刻每一幅都提出详细的意见,我又高兴又感到自尊心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我觉得太不客气了,为什么不留有余地呢?应该说很多的好处嘛,我已不是小孩子……”一个“野”惯了的“木刻青年”,在艺术上一开始就桀骜不驯,保持了一种无拘无束的“野性”,他受不了任何的“约束”和“禁锢”,这或许正是“鬼才”黄永玉的天性。


黄永玉《瓶花》纸本设色 104.5cm×102cm 1974年


作为“木刻青年”的黄永玉,与生俱来的一种漫画式的幽默基因。在抗战时期,木刻与漫画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同一个战壕中的亲密战友。黄永玉当时十分敬仰漫画界的前辈张光宇、叶浅予、张乐平等人,他跟随着他们画了大量的漫画,一直沿续到他的晚年,乐此不疲。他的美术生涯可以说是从漫画开始的。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央美术学院,有3个著名的教职员工宿舍,分别位于火神庙、五老胡同、大雅宝胡同。这3个胡同的宿舍大院,只有大雅宝胡同名声远扬,原因是这个宿舍大院中有黄永玉。1953年,黄永玉携夫人张梅溪和儿子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第一站就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这个院里住有李可染、李苦禅、张仃、彦涵、董希文等美院教师。自从黄永玉来到这个大院,就增添了一个大“活宝”,很快他就成为了孩子们喜爱的“孩子王”。有了黄永玉,这个大院才有了生机和欢乐。我当时住在五老胡同16号院,院里也住有不少美院的老师,有李桦、陈晓南、郑可、艾中信、冯法祀等,但没有一个像黄永玉那样好玩。所以,我经常到大雅宝胡同大院里去玩。在那个大院里,我与彦涵之子彦冰、李苦禅之子李燕、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张仃之子张郎郎、董希文之子董沙贝相识,成为了亲密的小画友……


黄永玉《苗舞》黑白木刻 43cm×28cm 1947


1961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后,黄叔叔的称呼便改为“黄先生”了。当时他是版画系第二工作室的主任教师,他的宿舍与美院仅一墙之隔。我熟悉他那间“斗室”,在那间“斗室”里,他刻了不少经典的木刻作品,画过不少荷花水墨画,也接待过不少知名人士。夏衍曾到过他的这间“斗室”,是夏公把这个“斗室”取名为“罐斋”。他后来迁居到苏州胡同京新巷宿舍,依然以“罐斋”命名。


版画系第二工作室是当年中央美院版画系最活跃的一个工作室,黄永玉吸引了全系的同学到第二工作室旁听。能现场感受到黄先生独有的艺术风采,当年美院的学生是多么幸福。白天在课堂聆听老师的教导,晚上还要到老师家中去接受艺术熏陶。每当走进黄先生的“罐斋”,我们就会迎面感受到一种浓厚的艺术氛围。我坐在光滑柔润的梨木条凳子上,抚摸着身边那可爱的小宠物,身边回荡起优雅的古典音乐,墙上挂着的那幅《肖邦像》仿佛在和我们一起聆听……黄先生的“罐斋”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我们心中的郁闷和压力瞬间得到了释放。


黄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对学生真诚率直。他曾私下对我说过:“你是科班出身,多好,我不是啊,我成不了大师!”我立即回答他:“您不是科班出身,但你现在却在教我们科班的啊,况且,科班出来的未必能成为大师啊!”他听后无言回答,最后笑着说:“你真会说话。”黄先生一直对他未能有机会进科班学习深感不安,直到晚年他仍对记者发出这种感慨,这是一位纯粹艺术家本色的感叹。


他深知,艺术上要想达到自由王国是一条多么艰苦的历程。作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家,既要释放自己的才华,又要约束自己的才华,只有掌握了艺术上每一个细节后,才能真正在艺术上获得自由。


1953年,黄先生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中央美术学院,踏上了美院教师的讲台,一方面,他是凭真本事走上了这个讲台的;另一方面,他又深感有必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按徐悲鸿院长的要求,他努力补上素描基本功这一课。他很快懂得了“三大面五大调子”“明暗交界线”“虚实”“反光”这些道理,但他并没有盲目陷入纯技术的泥潭,仍坚守自己喜爱的“以线造型”的理念,在教学上同样坚持传统线刻训练的课程。他在荣宝斋学习传统木版水印技术,回到学校便传授给学生,他要求学生临刻中国“版画插图”和民间年画。


黄先生在美院教学期间,创作出了一批经典的木刻作品。这个时期也是他木刻生涯中的高产期,譬如《齐白石像》《阿诗玛》《森林小学》《植树》《春潮》《小鹿你好》《葫芦信》《雷锋像》《毛泽东韶山故居》……其中,《齐白石像》《春潮》《阿诗玛》是黄先生线刻木刻的经典,他完全用单刀线刻法和水印套色完成,灵动潇洒的线与刚毅的刀法相互碰撞,奏响出黄永玉木刻艺术特有的华彩乐章,尤其是《阿诗玛》这组木刻插图,堪称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1970年,中央美院全体教职员工到河北磁县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时年黄永玉46岁,王琦53岁。冬季到了,为了安全,连队规定每天夜里要有两个人值班巡逻,防止坏人破坏。其实真遇到坏人,这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一天,轮到王、黄2人夜巡,2人在年轻时都是能打善斗的热血青年,自觉有自卫能力,那天晚上两位“木刻青年”畅叙友情,畅叙中国新兴“木运”的往事,回忆起在上海、南京、香港那段峥嵘岁月,两个人心潮澎湃兴奋不已!次日,王琦诗兴大发,作打油诗一首赠黄永玉:


八年木展震沪滨,大新楼头我识君。

宁都聚首谈艺事,港湾重逢话乐经。

书画艺事称能手,更有诗文小而精。

天文地理动植物,博学多识贯古今。

谈笑风生兴起时,海阔天空誉满厅。

热心助人乃所愿,大小事务求必应。

借问梅溪爱者谁,世间只有黄永玉。


黄先生看后,立即将诗寄给在北京的夫人梅溪。梅溪回信中说:“这是王兄与我们多年友谊的真实感情的流露。”接着,黄先生也即兴赋诗回赠一首:


巴蜀多奇树,吾兄独昂轩;风雨如晦日,初识在江南。

博闻惊友辈,文章霹雳鞭;一夕穷通论,五月不见山。

笑谈嘲狂且,斜眼唾邦闲;踏歌玄武湖,谈艺荔枝湾。

廿载烟云事,抚首忆华年;魏武铜雀地,齐写凤凰篇。

胸怀寰宇志,方懂斗私难;汗滴似春雨,挥锹如移山。

胸有朝阳红,挥手万顷田;白发有期乎,清流万里远。


王琦看后十分感动地写道:“永玉的五言诗比我的打油诗好得多,他的古文学根底很好,创作显露出才华。”黄先生是一位善交诤友的人,也是写作高手,在香港时曾以韩梅友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过评论王琦的文章。黄永玉与王琦在农场那3年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患难中结下的友情难能可贵,值得永远怀念!


黄永玉《“阿诗玛”插图之织布》

套色木刻 29cm×23.5cm 1956年


1973年,中央美院许多教师到户县农村开门办学,唯有黄先生很幸运地被调到北京饭店,去为宾馆画画。他带着“一味霸悍”的风骨,拿起了水墨画笔,放笔挥洒!即使在他画的《猫头鹰》被作为“黑画”典型而受到批判时,他也不屑一顾,仍我行我素地照画不误。他的《猫头鹰》伴随着他的荷花水墨画,反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和关注。后来在上海为宾馆作画期间,他与林风眠相遇重逢,林风眠问他,北京有没有像他那样画画的人?黄回答:“除了你,还有我!”黄永玉画国画是从白描水仙开始的,他从写生专研白描国画,对别人的非议从来不屑一顾,从来未承认过自己画的是国画。他和林风眠都是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画家,他们的画风独树一帜,林风眠和黄永玉都是从西画出发,走进中国的水墨画,一个是从油画走进中国画,一个是从版画走进中国画,把油画笔、刻刀转换为毛笔,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向传统的回归,相反,他们各自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艺术天地。


我有幸目睹他在高丽纸上用排笔作水墨画的情景。他将高丽纸铺在废版纸上,用排笔蘸满墨汁,在纸上横涂竖抹,用笔洒脱灵动,然后又很小心谨慎地在那朵白荷上画一只透明的红蜻蜓。在墨色背景的衬托下,整个画面顿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另一幅《鱼戏莲》采用朱红重染荷花,在浓墨的衬托下荷花光彩夺目,一群小鱼横穿畅游其中,最后用工工整整的楷书题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还有一幅《月是故乡明》,画的是凤凰山月夜,在朦胧的月光下,凤凰山城灯光闪烁,沱江中有一小船在夜航。黄先生借用杜甫诗句抒发了他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20世纪70年代以后,黄永玉进入了水墨画的高产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水墨画创作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他的“荷花”系列极具诗性特征,从标题中就可以领略到这种诗性的魅力。比如《赵孟頫诗意·只恐前呵惊白鹭》(1977)、《东风夜放花千树》(1976)、《白荷》(1975)、《大风歌》(1978)、《李商隐诗意·留得残荷听雨声》(1981)、《刘攽诗意·一雨池塘水面平》(1980)、《红莲·欲问红蕖几苍开,忽惊浴罢夕阳催,也知今夕来差晚,犹胜穷忙不到来》(1980)、《梦中沧海孤鸿影》(2006)、《荷花·千载江山风月我、百年身世去来鸿》(2006)、《苏轼词意·起舞弄清影》(1992)、《见花非花》(2003)。


黄永玉《白荷》纸本设色 97cm×97cm 1975年


他的题款也极有幽默感,在《花路》这幅大画上他题了不少字,最后写道:“……人们陶醉在简单的艺术规律里,规律是永恒的,或者你不要,或是你不懂,……艺术创作者和听众、观众不停地换口味,无所谓进步和落后,要知道,这不是科学,而是好玩的文化啊。”他对《十万狂花入梦寐》情有独钟,多次反复创作这个题目。在《独孤》(2012)一画中他这样题道:“世上无此花样,而吾笔下有之……”的确如此,世上没有黄永玉的荷花“花样”,在他笔下的荷花,没有一丝八大、白石、大千的影子,他将强悍的线、强烈的色与现代构成相融,奏响出自己独有的荷塘乐章。他不属于任何门派,他自成一家,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自由飞翔。


黄永玉的艺术世界五彩斑斓、五光十色。他的才能触及艺术的各门类,凡是能触及的领域,他都要尝试一下。除了酷爱漫画、木刻、写作外,他对建筑、雕塑、邮票、陶艺、书籍装帧都十分感兴趣,黄永玉像海绵那样不懈地吸收各种艺术营养。他善于发现各类艺术门类的长处和闪光点,他的篆刻刀法严谨洒脱,令人叹为观止。他平生只刻过两枚印章,一枚是1950年为其妻梅溪刻过金文藏书印“梅溪藏书”,另一枚是为画家石鲁所制。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可以在几分钟内用小剪刀把一个人像活灵活现地剪出来。


他与文学的情缘贯穿了整个艺术人生。他全部的艺术植根“楚文化”的土壤,同时又源于他丰富而传奇的人生阅历。他一生都在写作,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这些忧郁的碎屑》《老婆呀!不要哭》,其中在送给友人的《这些忧郁的碎屑》扉页上,他写道:“细细咀嚼我们共同的苦难吧!”其中《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谨以此文献给可染先生、佩珠夫人和孩子们》这篇文章,以真挚、善良、幽默、诚恳的心态,写了各位大师及其子女们的生动故事,可见黄先生是一个多么重情重义的人。只有我们读懂了黄先生的这些著作后,才能真正走进黄先生的艺术世界,才能真正深入他的灵魂中去。


黄先生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在全国各地巡展了“入木——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他在《入木八十年》的序文中,深情地写道:“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在这里了,可能四百块左右。”“我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一听到枪声、炮声,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千山万水,八年抗战,这些木刻板子居然还能聚在身边,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地过了九十六年”。


黄永玉,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一生都在阅读、观察、聆听,他睿智的幽默是其艺术生命历久不衰的源泉。(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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